今天，在2020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元知智慧教育论坛上，陆丹校长以《大学创新的难点》为主题，阐述了高等教育创新许多值得深思的难点问题。陆丹校长从不同的角度将高等教育问题的难点问题分为三大类。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要求与当今大学教育的现状，为我们剥丝抽茧般分析高等教育具体难在何处；何时突出重围解决人才质量问题等方面的思考。
作为一直具体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从社会研究角度关注高等教育的学者，我觉得大学创新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其中大多是难点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需要创新安排的议题
1，普及高等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
一是普通高等教育如何继续普及与提高，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如何普及如何归位到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教育。
两个问题的创新难点都涉及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如何与时俱进的提高。
2，高等教育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作为特定行业，在中国社会整体运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质量如何提高到足以担负起大国竞争力的支柱作用；
二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质量如何提高到足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产业行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
三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普遍提高问题。
以上每一类问题都可以分为若干分支问题，而且，在我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还很难说哪一类问题已经有定论，已经不再是问题。三方面质量的真提高，都难，最难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更大概率的对标满足大国到强国的领先所需。
之所以认为这些是大学创新的难点问题，不只是因为以上问题的解决必得要在整个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大环境中促进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到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化的标准如何确定现在还未定数。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高等教育的成就，整个高等教育宏观成绩无疑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国家力量（从确定与改革开放各个阶段适配的发展目标、发展布局、重点领域、人才培养的规模与方向等等主要功能实现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在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大学上下内外关系等中观层面，在大学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等微观领域，大学的创新大概率对标的是发达国家的做法，然而现在，这种过往默认的对标遭遇大难题。
这与出现的三个新变量有关：
第一个变量是，前阶段对标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片面性需要纠偏。
过去对标发达国家大学时，仅仅局限聚焦对标大学内涵的几个主要显性指标，片面，偏向，如发生五唯。
五唯的主要后果，在我看来，是大学的科学研究自说自话，不能普遍实现解决科学技术、生产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主要问题而却能够自成一体、自由自在；五唯的衍生后果，是大学没有精力聚焦人才培养。五唯基本可以说是过去地方政府唯GDP的一个大学版本。
五唯另一个不良结果是导致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投入不小但产出不能等比大。现在上下都破五唯，但新的标准的立、对新标形成共识、与新标共振需要过程。立标不易，对标发展更不易。
第二个变量是，发达国家近年出现自身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其高等教育的生态健康。
这些问题包括而不限于一些优秀的大学严重卷入教育的政治化，改变了大学学术的“价值无涉”“科学无界”立场，自己捅破了自己“多元”“包容”“独立”“公正”的气球，另外一些大学把大学国际化转向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商业化取向等等，这些毁损了一部分发达国家大学的清誉。
这提示中国大学在接下来的教育国际化实践中要更增加辩识力，在自己还没有抵达天花板之前，被迫思考是否需要另立向上攀爬的新标杆。麻烦的是，设立新标时极有可能轻视那些被西方一些人玩砸的好东西。
第三个变量是，无论是检视过去对标过程中的片面走向五唯，还是继续在国际化中探索新标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世界发达国家，当优秀大学的“学术领地”“圈层化”（精英阶层“拉起身后的吊桥”），大学学术的资本化（被资本左右，为资本奋斗）等等价值取向出现可疑趋势时，大学领域似乎还没有新的有效、公正并富有道义感的替代物。
学术领域圈层化、学术资本主义盛行这两者是英语发达国家的优秀大学与其它一般大学分野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这也是这些国家自身的现代化解决了社会效率问题、但却扩大了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后果，或者是这种社会后果在大学的必然折射，或者是双方相互加强的结果。如果不发生深刻的变革，那么他们的大学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根本无从解决。
值得提醒的是，大学领域极端的贫富分化问题，在我们国家大学的改革视域或创新评价的维度里，还算不上问题，还没有进入紧迫的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当下因为经济下行、财政不够宽裕时期更难排序在优先安排之列。所以，预计，未来中国大学进一步参与国际化过程中激发的种种创新，大概率还是有可能化向应该免疫而无能免疫的方面。这对国家高等教育生态的健康不是好事。
在上面一系列难题悬而未决的条件下，下面聚焦讨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难题的思考。这个问题是大学所有问题解决效果如何的试金石。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1，从国家角度看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了现代化进程过去几个阶段的基本需要，与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质量大体相称。但，未能够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质量发展、国家更大竞争力形成中表现出突出贡献。
2，从行业角度看高等教育质量，正向影响力可疑。高等教育分层从源头上强化的偏差，事实上加剧了社会分层。教育行业内部资源公平分配或没有充分竞争和自由流动，就从大概率上阻止了不同院校相关学科专业对应的行业内部资源的充分竞争。不能自由而充分竞争流动的资源造成许多弊端，比如，行业内部优劣的位置固化、权力固化，利益固化。不能充分竞争的行业内部僵化的结构，一层层传导，最终使得行业成本加大、风险增加。
民营企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化而资源不竞争和不流动的相关行业环节，但对整个社会影响有限。基于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惯性和近年的“精英固化”趋势、基于被强化的“体制内优势”，民办大学精力集中在自身生存发展找到优选路径，而对全行业资源流动充分竞争的正向影响力微乎其微。
3，从学生自身角度看高等教育质量，质量堪忧。如果从对标大学的外部需求分析人才培养的质量，需要创新解决的已经问题层层叠叠，那么，从学习者自身角度分析， 需要触碰的问题就好比坚如磐石。
大众化教育的基本难题是离个性化教育容易越来越远。至少，学生入学率上升而教育资源并未同比增长，难题就一直就在那。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大学面对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对标需求解决、需要从学生自身需要个性化的解决时，我们从他山没有攻到玉、自己也没有创新出好办法。
相反，此时，国际上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联袂而来的，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精英社会形成（相应的，在中国，传统伦理让位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观念），以及精英社会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资本主义盛行。
这对学生观念形成而言，有可能由此收获习得大学和教授传导的“市场化策略”、“科技而不是科学”“智力转化能力”“科技转化产品”种种的“创新新思维”，但是，对学生学习收益而言，最大的可疑问题可能已不是教育伦理的偏差影响其价值观正念形成，而是大学、教授的精力在整个大学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活跃于社会”“活跃于市场”之时，大学生自己可能更好成长的机会会减少，毕竟，大学本科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本科学生需要教授的学术指导、思维训练的一定陪伴培育的紧密过程。如果大学没有精力集中于对标国家社会的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那就更遑论面对学生的个性化人才学习需求形成高质量培养。
4，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是明显的，结构性的问题会随“破五唯”有所降低，这是好的开始，但短时期不会根除。
不只是因为积重难返，更因为新的评价体系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资源分配模式需要重新设计安排，其中重新设计和安排的阻力预料会很大。事实上，分析多年的教育行业实践，不难看出，教育内部一项具体的政策推动过程很难不因为社会其他不断涌现的更为急迫的社会问题而旁置、也很难不因为教育自身其他复杂问题的缠绕而稀释。最重要的难题，是因为破五维是政府的危机感重，而大学的积极性低，将之转化为大学的危机感似乎成为必要的“创新之举”。
其实，大学本就应该自感危机重重。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学生对个性化成长的需求和要求已形成爆发性增长。大学学生较为普遍的“课堂学习的非热情”，并不主要是因为学生学习精力被其它诱惑，大学应该反思供给的学习内容、方式是不是还能够更好的满足其需要。
广而言之，大学现有的教育观念、理论、制度、资源、经验、技术虽然一直具有系统优先性，但其权威的唯一性还在吗？如果大学不能自证在知识、技术、能力的传授获取等等方面是唯一权威和更加有效和有趣的供给，那么，大学就无法阻止大学生的“学业分心”。
既然世界不断涌现越来越多更加新颖和更有魅力的社会需求，既然大学难以满足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对新需求不断增长的热情，那么大学就不能假装看不见这各培养质量问题而在继续忙碌自以为更加重要的大学发展、大学进步的各种创新难题。
当然，如果说开了，可能还会
而增量，则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包括观念、内容、方式、技术和标准等：因为它必要面对的是大学之中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能够获得充分的选择机会，都能够满足其成才目标的个性化学习，以便个个都能梦想成真。
我思考的大学创新难点最终归结到大学个性化培养人才的难题，这是必须回到的教育原点。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我们也尚在探索中，这是教育人职责所在。
编辑｜王 楠
美编｜屠天宇
